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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眼神涣散失焦，瞟见日历上写着1940年8月20日。刚才看见报上说，《大美晚报》国际版编辑陈振章被日伪特务刺杀身亡，听见后面同事们细碎的聊天声和电扇的声音嗡嗡地混成一片，有两个人正在悄悄议论此事。

又死一个！这76号的人，真是心狠手辣！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啊！这话你也说出，军阀混战的时候，今天张大帅明天赵大帅，吴佩孚孙传芳，哪一个不是中国人杀中国人！可是你不能为了日本人杀中国人啊！你这个话，也就只能在这说了！日本人要是进了租界，那才完蛋呢！日本人敢进租界？我可不信……

她听力太好，往往什么细枝末节都能听得很清楚，以至于往后都是鸡毛蒜皮、油盐酱醋、直扯到了哪家的白切鸡好吃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
白切鸡，可以考虑。就是未必有家里女佣人做得好。女佣人手艺好，可也许过一阵就走了。今天上午自己出门，那崇明妇人又和自己提了一遍。上一次提的时候，自己为了挽留，说愿意给她涨薪，那妇人还是不肯，就是要回家。

女佣说自己有八十老母要照看。她没法不同意。人家的八十老母有病，她的母亲还年轻，还强壮，还美丽，还能隔天就出去打一次牌，要说健康，估计她们俩比女佣都要健康，就是需要女佣照顾她们母女二人起居生活。这到底是官架子，臭架子，还是空架子？

也许是四体不勤导致总要无奈地求人伺候自己的烂架子，挤满灰尘，摇摇欲坠。

她想搬出自己不好找下一个的事实来挽留女佣，女佣肯定要笑她，说，小姐，别人不知道还情有可原，我是知道的，你在公董局，你涨得起，钱多还怕找不到？

是啊，涨得起。

她看一看眼前山一样的文件。她涨得起，她很清楚在自己的家庭财政规划中，她是可以涨，涨完之后再刨去一切费用和要存下来的钱，她的薪俸其实所剩无几。有时看着那点零余，买什么都不够，觉得还不如去存了，积少固然能成多，积极少只能成少。

一日三餐，衣服水电，女佣交通，四季礼物，幸好老首饰还有，不必置办新的——她也置办不起，她也不需要，需要首饰的只有母亲。她的工作就是来支持这些。而母亲，以她自己的方式支撑着自己的架子。说起来很合理，其实母亲并不喜欢她的工作。就像亲戚们说的，不够体面，甚至干脆就是不体面。官家小姐怎么能抛头露面？管家小姐怎么能伺候人？还是洋人？那些话她都能编，她裴清璋能随口做五言七言，能轻易编出一篇法文新闻稿，这些话她也能轻易想出来，她太熟悉他们的白眼冷眼与虚情假意了。

母亲也许还是明白她们现在不得不如此的境况的。她也明白，明白这是她自己选的法文专业，在一定要念完大学和一定要找到工作之间折衷，得到眼下这个结果。好也好吧，不能说它不好，予你吃喝绸缎；不好也不好，恰如眼下，她不喜欢这份工作。

当然，她知道相比其他工作，这里没有骚扰你的上司、没有粗鲁野蛮的日本人，也有稳定的薪酬，发的还是英镑（这导致她三天两头像关注小菜的价钱一样关注汇率，银行的黑市的私人的，通通要算），已经好了太多——但她不喜欢，这样的生活是空虚，她无法想象她要在这样文字与打字机、油墨和火漆还有斤斤计较的账本里活到什么时候，她感觉自己茕茕孑立，在风中被吹得四处摇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彻底落下来站定了，或者找到一棵大树依傍。

哪怕是一根旗杆子都行。她需要一个支撑，她需要有人来明白她。虽然她也知道眼下这木已成舟的不喜欢也有自己的原因，是自己自作自受，但是她还是需要。需要有一个人完全地懂得她支持她，了解她的一切秘密，分担她的压力，哪怕只挑担子轻的那一头也可以，只要有这个人。

因为她在阳光下的生活却不能支撑她穿越黑暗坚持下去，黑暗里她有另一种生活。黑暗中的她，是默念密码，指尖发报，敲击着点与线、长与短，传递着她本不想知道的信息的人。

不知道别人管她们这样的叫什么，日本人带头管这个叫特务，她不太喜欢，何况她只会发报，会窃听，会速记，别的什么都不会。和那些开锁打架下毒什么都会的人根本不是一类——她根本就不应该被招纳进这一行。可有一点，她爱自己也恨自己、让别人都爱自己的一点，让她被看上了：她过目不忘。

年幼在家里找了人授业时，裴之廉就喜欢她这一点。四书五经，她四岁就会背“知止而后有定”，六岁就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八岁就学会背《项羽本纪》给裴之廉听，逗爷爷开心。现在想想裴之廉听完的样子，那副躲在楼上睡在摇椅里和自己的第五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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