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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正在整理材料，他伸手拍了拍律师的手臂。“替我申请做最后陈述。”律师看了他一眼，点了下头。

审判长宣布继续开庭。

公诉人补充了几份书证，辩护人逐一提质疑。你来我往，像两把尺子在量同一块布的长度，结果不同但谁也不肯让。陈煦听着，笔尖在便签纸上画了一条线，很长，从纸的左边拉到右边，像一条没有尽头的路。

很多年前，母亲带他来法院旁听。她牵着他的手，走过长长的走廊，推开门，里面坐着很多人。他仰头看着法官席上方那枚国徽，金色的，很大，像只睁圆红色眼睛。他问母亲：“那是谁的眼睛？”母亲低头看他，说：“是所有人的眼睛。”他只记得那枚国徽在灯下很亮，亮得他不敢直视。

现在他坐在这里，那枚国徽还在原来的位置，还是那么亮。他低下头，看着面前那张被他画了长线的便签纸。耳边的辩驳仿佛离自己越来越远。

他想起了很多事。

想起那个暴雨的夜晚，他打电话让人在高速上设了路障。想起方原的车灯在雨幕里由远及近，想起那声闷响，想起第二天新闻里说“因暴雨导致连环追尾”。想起他去医院确认方原的死讯，方琳蹲在走廊尽头哭，他走过去抱住她，说“我会一直在”。想起他把那个u盘扔进火化炉，看着塑料外壳在高温里卷曲、发黑、化成灰。他以为处理掉了。他以为所有的痕迹都被他抹去了……车祸认定书，路况记录，救援报告，还有方原生前留下的那些话。他以为只要证据不存在，事情就没有发生过。

他想他低估了楚忘，低估了方琳，低估了那只鬼，低估了一个死人藏在麦田里两年的执念。

庭审继续进行。公诉人陈述完最后一项罪名，审判长问被告方是否有新的证据提交。律师正要开口，陈煦伸手拦了一下。他站起身，麦克风发出一声短促的嗡鸣。

“审判长，”他的声音不高不低，法庭里每个人都听得清楚，“我有几句话想说。”律师看了他一眼，没有阻拦。

旁听席安静下来，有人在记录，有人在看，方琳抬起头看着他。秦莨歪了歪脑袋，像在等他开口。

陈煦没有看她。他的目光落在法官席上方那枚国徽上，停了两秒，然后收回来，转向旁听席。

“方琳，”他说，“你哥哥的事，我很遗憾。”

法庭里有人轻轻吸了口气。方琳的手指攥紧了膝盖上的布料，攥得很紧，指节泛白。

“那天我本来想送你哥哥一程的，高速上堵车，我没能赶到。”他顿了顿，嘴角弯了一下，那弧度很浅，像刀刃上的反光，“你信吗？”

没有人回答陈煦转过身，面对法官。“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。”他坐回椅子上，把文件夹合上，放在桌角。

法庭里嗡嗡地响起来，旁听席上的人开始小声议论，椅子挪动的声音，文件翻动的声音，脚步声，混在一起，像一个嘈杂的集市。陈煦坐在被告席上，没有动，他闭上眼睛。

他想起小时候，母亲也是这样，把所有的错都揽在自己身上，对他说“不是你的错，是妈妈不好”。他信了。他以为只要有人替他承担，错就不存在了。现在他坐在这里，睁开眼睛，那枚国徽还在原来的位置，还是那么亮。它不会替他承担任何事。它只是看着，一直看着。

法官宣判时，法庭里很安静。

陈煦站在被告席上，手扶着面前的栏杆，指节泛白。他听见“一审判处无期徒刑”几个字从法官嘴里吐出来，清清楚楚，仿佛棺材钉钉进木板，让他他耳边一阵嗡鸣。

无期。

他算计过很多事，进价、合同、方原的死、楚忘的每一步棋。他甚至算过如果败诉会怎样，罚款，缓刑，几年后再出来，他照样是陈总。但他没算到这一步。没算到他会败在一个女人手里，还是那个被他亲手调教、牢牢攥在手心里的女人。

他缓缓转过头，目光越过检察官和书记员，落在证人席上。方琳还坐在那里，面前的麦克风没有关，发出细微的电流声。她没有看他，低着头，睫毛垂着，手指攥着膝盖上的布料，攥得很紧。

陈煦盯着她，嘴角动了动，没有笑出来。

这个不听话的东西。

他想起早上，他还摸了摸她的头发，湿漉漉的发丝缠在他指间，乖乖的，他以为那是顺从。手心里有什么东西硌着他。那把钥匙，红色编绳，褪色的绳结，边缘起毛了。他忘了什么时候放进口袋的，也许是从方琳那拿回来之后就一直揣着，也许只是忘了扔。他狠狠握紧，钥匙齿痕嵌进掌心，刺破了皮，疼了一下，又松开了。

法警走过来，站在他两侧。

他被带离被告席，经过方琳时，他停下来，把那把钥匙放在桌面上。红绳落在桌上，发出一声极轻的响。